丘”，“国殇满地都堪哭，泪眼乾坤涕未收”。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、报效
国家的情怀，是早期党的创始人不断探索前进、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
动力。
二是在思想探索中接受马克思主义。1919 年10 月，李大钊发表《我的
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
历史地位和作用，认为马克思主义乃“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”，成为一个彻
底的马克思主义者。陈独秀也明确表示，对于关系“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”
的问题不能装聋作哑，强调国人“彻底的觉悟”，对政治根本问题要“急谋
改革”。蔡和森提出：“我以为要先组织党－－中国共产党。因为他是革命
运动的发动者，宣传者，先锋队，作战部。”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：“必如
此，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知识分子，适应战争时代及偌大的改造
事业。”周恩来、李达、李汉俊等在留学外国期间，通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
学说的比较和选择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。董必
武、林伯渠等在实践中发觉孙中山革命的路子不对头，在探索新的革命方法
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，转向马克思主义。
三是在实践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。毛泽东曾很投入地参加湖南自治运
动，但他从其失败中得出结论：“政治改良一途，可谓绝无希望。吾人惟有
不理一切，另辟道路，另造环境一法。”李大钊、陈独秀同样是从改良主义
的失败中，引发了思想巨变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，
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巨大威力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：“一种似
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，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，彷
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。”五四运动的
爆发，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在斗争中进一步寻找到了革命的目标与方向，加速
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
